作者：刘晖

为什么历史中很多变故并不是由最绝对贫困者引发，而是那些看起来得到不少利益的群体？对此，世界银行进行了一个名为“最后通牒游戏”的测试。

最后通牒游戏由提议者与响应者组成，前者负责分配，比如说分配一笔１万元的现金，后者可以接受或者拒绝。如果接受，分配方案按提议者施行，如果拒绝，游戏结束，双方谁都不能拿到任何一分钱。

按照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假定，唯一的均衡只可能如此发生：无论提议者将怎样小的份额分配给响应者，他都应该接受，否则他什么也得不到。但是在无论是在哪种文化环境中测验，这个结果几乎没有发生。而最可能被后者接受的区间，是提议者建议分配的比例在４１％到６０％之间。

“对公平的根本性偏好深深根植于人类的选择当中”，《世界发展报告》如此写道。人们愿意什么也得不到，也不愿意放弃机会均等和程序公平。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则将问题推进了一步，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有助于保障这种“平等”（或者较少的不平等）？

规则的理由与成本

如何才算“公正的行为”？比如说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行为算不算公正？按照布坎南的解释，公正的行为就是不违反已事先表示同意规则的行为。在这里，同意是一个核心的概念，不管是明示还是隐含，规则的合法性置于首位。此后，才有可能进行“同意的计算”。

根据如此推理，布坎南不会同意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行为，因为这其实剥夺了他人的应得之物，就像一个裁判把冠军没有判给跑得最快的人而是他人，无论他是胡来，还是考虑到种族、肤色等另外因素。

如果应得之物还属于公众内心所固有的观念，而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间，优先的顺序是什么，其间会隐藏着什么样的悖论？

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，首要的任务是做大蛋糕，因为蛋糕不够大，或者甚至是没有，谈不上任何分配正义。问题是，在做大蛋糕的时候，是不是会侵害他人的份额，就像我们常说，总有人要去承担阵痛或者成本，但是承担成本的人应该如何得到补偿？另外，分配这种行为本身的成本是多大？会不会发生为了做一个蛋糕，打碎了太多的鸡蛋？

布坎南还列举了一个分蛋糕的模型，比如说，在对蛋糕提出要求的Ａ和Ｂ之外，还有一个有分配权的Ｃ。假定把Ｃ界定为和前两者一样，都对蛋糕有着相互冲突的要求，那么最大可能是，他会将整个蛋糕据为己有。如果假定Ｃ能够在善心准许的范围内对Ａ和Ｂ进行转移支付，那么处理公正和效率这个冲突将成为关键。就单方面分配结果选择而言，任何有关此类问题都预设了一个前提：分配者存在着道德风险。当然，批评者会提出，授予代理人支配的权力，并不等于无条件地授权给他们把收入进行任意支付。那么，约束何在？

其实，这时的约束已经不是经济上或者蛋糕尺寸上的硬约束，而是博弈规则上的约束，是这些规则决定着转移支付的规模或者方式。因此，布坎南的结论是，无论是守夜人式的“最小国家”的制度安排，还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，都意味着会产生符合不同分配要求的格局。

布坎南还设想了这样一个案例：政府对某一个产业进入实行管制，从而导致特定群体的收入变化。而假定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政府取消了这些保护性的管制，但是蒙受损失的人未必是以前从牌照中蒙受收益的人。结果，无论是当初的实行管制，包括此后的取消管制，都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。

因此，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，无论是归因外部性，还是私人产品的垄断因素，都不足以构成强制性实行市场干预的理由。而在立宪原则下的制度安排，不仅可以保持元规则的基石作用，而且具有实现“帕累托改善”的可能。

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定价

有市场，就有赢家和输家，如果能保证机会均等和程序公平，愿赌服输。当然，对于绝对贫困者，政府不能卸责。问题是，对于像教育、医疗和住房这样公共性很强的物品，就没有那样简单。这几类物品固然还具有差别消费等级，有的（比如说住房）还具有投资属性，但是对于一个公民，它们共同的特性是基本福利。有其教，有所养，居者有其屋，这些话都说明，这是分配正义的底线。

这一点，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早有说明，其间的道理并不晦涩。市场存在着相当一类的物品，比如说盐，盐价贵，也不能不食，就像人有病，不能不医。盐价便宜，也不能多食，有事没事多吃它几公斤。更为极端的例子是，就像殡仪馆，人之将死，不能因为价贵，等上那么些天，等便宜了再死。学龄儿童到了入学年纪，自然应该受到教育。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，教育应当免费，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当如此。

公民享受教育、健康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，是生存的最基本的尊严。至于生活得是否体面，那要交给市场。公民的生存需要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满足，它是对风险厌恶的社会偏好的反应，是从天赋人权这个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底线公正和底线伦理。

按照阿玛蒂亚·森的社会公正观点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自由展开的。人类发展不光是经济的增长，而应该是自由的发展，这既包括工具性自由，又包括实质性自由。关于实质性自由，森引入了“可行能力”（capability）这个基础概念。一个人的可行能力也是一种自由，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可行能力或实质自由的提升。

在实证研究中，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性支出越高，越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，从增长变为发展。尤其是需要提及的，公共物品的供给未必意味着全是政府生产，政府具有某些方面的供给责任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监管责任。许多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，比如说国防，是因为政府支付的成本最低。而在很多市场经济国家，像铁路等服务已经变成私人企业，政府主要是实行监管责任。

说到铁路，春运将至，对于中国人，春节回家，有些像吃盐一样。而对于铁路部门，平时的运力不能储存，因此高峰期间曾希望以提高价格来熨平需求。研究表明，对于这类刚性需求，即使是价格提高到市场出清水平，依然存在着套利机会，涨价解决不了倒票行为，价格区间越大，套利的空间越大，反而还会产生福利扭曲。对于很多低收入者来讲，无座位或者硬座的车票，对其是基础福利，不宜涨价。

“关于增长，我们已经知道很多，但是对于发展，我们却知之甚少”，卢卡斯这句感叹，在今日今时的中国，显得意味深长。（原载于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１月８日刊）

雾中行走，斜塔暸望，２００６年的中国电影致力于扩大现实的“能见度”，但在处理复杂的“中国经验”上，仍缺乏必要的力量。

转型的中国如此复杂而剧烈，无论是贾樟柯还是余华，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中国的四十年相当于欧洲的四百年的感叹。从政治、禁欲、窒息的现实到商业、纵欲、狂欢的现场，现实如同一个飞轮：让人眩晕。按照一个社会学家的定义：这是一个“自我的他性“分泌的时代。一个人很快就能成为一个陌生人，而这不仅仅是境遇的改变。现实比想象魔幻，社会新闻版上的事件可以用匪以所思来形容。许多电影如《落叶归根》、《左右》的素材都直接来自报纸。

看起来，“现实”胜利了，它拽着气喘嘘嘘的导演们来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，但是在发生“史诗“的年代，现实依然如同虚像。艺术家用谎言表现真实，真正的作品会对人性进行拷问，而不是回避人的疑难，以某种模式操纵人物的命运，甚至用简单的元素进行归类。悖论在于：有那么多现实细节，但就不能产生一种真实之感。到底是什么抽空现实的真实感，又怎么遮蔽了现实的“能见度”？还是因为在一种被裹挟的旋涡中，还不足以让作者抽身而出，获得一种恰如其分的距离感？

在目前所看到的电影中，《疯狂的石头》之所以为人称道，就是因为它有效地处理了现实的经验。虽然这部电影被认为是一次刻意的模仿，是对里奇的《两杆大烟枪》和《偷拐抢骗》的中国式致敬。但是重庆的罗汉寺不是伦敦的西区，就像电影有意钻石变成翡翠一样，《疯狂的石头》对当代中国经验的处理是一次充满诚意的实验。面临倒闭的小厂、气势汹汹的房地产开发商、每个人物都处于困境中。保安队长的境遇正如同他自己的身体，处于一种拥堵的状态。而偷盗团伙也陷入一种戏剧化的自我选择，但始终被意外所改变。即使是国际大盗也陷入一种本土化困境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加上完整的故事逻辑，充满机智和反讽的桥段和对白，使的观众既对电影中的现实充满了贴肤之感，又因精密的叙述技术而引发观影的愉悦。即使把《疯狂的石头》视为一种机巧之作，但它不是英国黑色幽默电影的“汉化版”，也不是一次简单的镜子式对现实的模仿。电影虽可被归入类型片，但是各类肖像栩栩如生，人物在行动中进行选择，而不是归于某种抽象的逻辑。在电影的后半段，叙述的力量和情节的推动有所生硬，虽属瑕疵，但在２００６年的中国电影中，《疯狂的石头》中的现实有一种毛茸茸的特质，显示出某种粗糙而具有生命力的个性。

《鸡犬不宁》和《疯狂的石头》在外形上有相似之处，同样是灰扑扑的现实，镜像避免过度的光滑，对底层的关怀绝非只是眼角的余光所及，方言的运用也具有幽默感，甚至也宣传上，也和《疯狂的石头》捆绑在一起，打出了为白领减压的招牌，但从整体看来，《鸡犬不宁》只能是一部平平之作，无法产生《疯狂的石头》那样的惊喜。原因就在于电影在开头中设置了如此多的疑难，但却轻而易举地化解，加上影片的节奏和一些关键转折点上的硬伤，使得整部电影正如影片的结尾，漂亮的空旋子只能停在半空。故事设置在河南的开封市，一个萧条的豫剧团即将解体，各奔东西的男女演员选择各异，大体是男演员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留下，少数几个女演员选择了离开，但在结尾，离开的全都回来了。剧中的马三应属戏份最多，表演也甚为精彩，现实的焦虑传导到身体，出现了性功能方面的障碍。身体成为历史的叙事场所，但身体绝非外界压力的简单投射。本来，马三的选择应该充满紧张，但是类似于向老军医求治的细节却显得有些生硬，而斗鸡和挽回妻子的努力都显得有些游离。剧中的女主角，包括徐帆所演的剧团当家主角，和小香玉所演的马三之妻，一个是去了深圳随即归来，另外一个一心想去法国却被拒。这不是娜拉的出走，但是无论是离开还是归来，甚至包括随波逐流地活下去，熬下去，都具有巨大的悲剧感。但是剧中的结尾却别一个尴尬的，服从的笑容所化解：“我再也不走了”。这种武断的处理使得剧中的现实变得飘忽，本应尖锐的疼痛就这样轻易落地。尤其是电影中那个关键物件，装着两万元的黑色皮包的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本来是整部电影之“扣”，但是处理得很难让人信服。

《好奇害死猫》也在重庆拍摄，镜像比起《疯狂的石头》更为光滑，也着力处理某种反差巨大的现实。电影的场景既有毫宅，也有陋居，既有攀龙附凤却最终出轨的男性，也有身处底层而被卷入局中的保安，既有因激情带入死亡的情人，也有不动声色却处心积虑的妻子。这些场景和人物，本来是现实最真实的杂色，但复杂的境遇却往往被一些简单的解释所代替。人物之间的张力看起来更像被外在的开关所控制，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，是什么驱使哪些选择的发生？因此剧中的现实更像发生在化学试验室，隔了一层。

更为直接的命名是《梦想照进现实》，这简直是一个隐喻：现实被关在门外，导演和演员不停辩论与自诘，问题依然悬而未决，虚妄感却挥之不去。“现实”在哪里，谁能指出来看看？ 缺乏神性经验的维度，又失去了古典生活的整体背景，我们应当如何向当代现实发言？

    哈维奇(Harwich)的鱼价涨了。13世纪中的某一天，这个北海港口的居民惊奇地发现，原本应该出海的水手不见踪影。消息传得很快，成吉思汗的骑兵已经席卷欧洲大陆，波罗的海各船队的水手均已应征入伍。金奇，《中国震撼世界》的作者如此写道：大国总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通报自己的到来。
  “尚未加入WTO时，中国经济确实是推动亚洲的火车头，不过尚未具备世界级的实力”，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，金奇说。这位从1982年就以学生身份前往中国的原《金融时报》驻京首席记者发现，转型的中国正发生“一连串不同的故事”，而“大国崛起并非遵循一种简单的、线性方式”。
　　对于国外的观察家来说，中国崛起带来了复杂的连锁反应，“北京共识”、“中国买家”、“中国价格”这些词语此起彼伏，阐释着不同的“中国观”。而对于中国自身，入世5周年之际，盘点得失，兑现承诺，自是题中应有之义，但如何将此纳入大国善治和大国崛起的逻辑中，应是议程重点所在。
　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重要的是自由贸易，而不仅仅是WTO
　　
    WTO之所以建立，是为了节省世界贸易的交易成本，但近些年，多哈回合久拖未决，WTO陷入僵局，已有论者称“WTO已成为一个重症病人”。在此语境，讨论中国入世得失，不能拘泥于WTO框架内部，更需放长眼光，千年未遇之局，绝非《资治通鉴》里的智慧就能应对。
　　国家优势何以持久？有凭资源者胜，但没有一个国家靠所谓的地大物博就可以长久。全球性的贸易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存在着“贸易——促进分工——专业水平上升——市场容量和深度提升——进一步分工”这一循环。而要这一循环得以发生，需要建立在宪政框架、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制度性基石上。
　　历数世界性大国的崛起，历史机缘各异，但在诸多推动力之中，同样隐含了这一主线。12世纪末的尼德兰(荷兰的前身)，不仅推进贸易自由政策，而且还实行人才宽容政策，那些因宗教迫害而迁徙的能工巧匠也汇聚在此，到14世纪，尼德兰已成为欧洲商业中心，现代公司制度和银行信用制度初现端倪，到17世纪中叶更是世界人均最富的国家，现在阿姆斯特丹那些沿河的交易所和银行建筑仍可窥见当年盛况。
　　英国完成光荣革命后，形成了新的国家治理体系，并逐步改变贸易战争策略，于1846年废弃《谷物法》，结束对谷物进口的限制和关税，1849年废弃《航海法》，打破英国海运公司的垄断，进入全面零关税时期，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。与今日相比，那时的全球化水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时的人员往来，无需护照签证，就业、通商、移民颇为便利。
　　美国立国之年，也是亚当·斯密撰写《国富论》之时，但其贸易政策也是几经波折。从1789年国会通过第一项关税法案到1828年，贸易保护主义达到顶峰，结果经济大大受损，关税才开始降低。“二战”之后，美国积极推动自由贸易，推动建立国际关贸协定组织(GATT)，并于1995年改为世界贸易组织(WTO)。
　　由此观之，WTO这样的组织是世界贸易进化的结果。在多边贸易协议之外，还存在诸多的双边贸易规则，原来对双边贸易规则甚为冷漠的美国，这些年却一改往日之风。另外，WTO的缔约主体是独立的主权国家，而非高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。守护自身的“橄榄树”，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动机。
　　自由贸易从理论上讲，有助于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，但自由贸易的好处往往是潜在的、分散的、长久的，而在复杂的全球化压力下，受损者却是具体的，因此寻找替罪羊的游戏从来就不会停止，虽然这种游戏有点像在泰坦尼克上重排座位。但类似于“不用看，中国就在你的后面”的警告，从来就不绝于耳。
　　
   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警惕滥用“国际惯例”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　　
    对于百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颠踬不堪的中国，WTO不仅是一系列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，而是融入全球化的标志性符号，是这个“全球化最大实验室”里的巨量“催化剂”。
　　从“黑发谈到白发”，从1987年的开始到1989年的顿挫，从1992年的重启到1994年的冲刺未果，从1999年和美国谈完后的当年入世之盼，再到与欧盟谈判的山重水复，终至2001年11月最后成功，这个历程，是一个满带“创伤记忆”的现代化追赶者的梦想，也寄托着以开放带动改革的自我期许。一扇徐徐开启的沉重朱门，曾是中国加入WTO之时的自我写照和集体记忆。
　　相比起加入WTO之初的热烈，甚至相较于入世元年盘点的急切，入世5年的讨论显得从容许多。入世5年，全球化的元素已经“溶解”到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当中。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方面应视为可圈可点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从局外到局内，从仰视到平视，从向国际惯例接轨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，这个千年来以“社稷”为“天下”，并以朝贡体系想象世界的国家已经意识到，WTO对于中国，并非一次性的交易，而是为实现大国善治和大国复兴的世纪契约。
　　入世5年，只不过是这份世纪契约上的一个细微刻度。其间的故事放大，自可勾勒一幅细节如恒河沙数的长卷，但探究是世界大国如何借自由贸易崛起，如何在船坚炮利的表象之下，发现宪政的建立、在产权保护规则下实现来自基层的广泛创新，由身份而契约，应该是更为重点所在。
　　加入WTO后，中国的贸易量大幅增加，形成了“双顺差”格局。但对于一个大国，整体的贸易结构尤需深化，尤其是对内大市场的深度拓展。如果一方面声称要全面融入世界，另一方面内部市场却壁垒森严，将会陷入另外一个悖论。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和缺乏均衡的贸易结构是不能持久的，简单地以“风景这边独好”自许，这不是一个大国所应有的“世界观”，而且还会损伤大国崛起应有的“软力量”。
　　从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方面，中国诸多竞争性行业已经开放，但一些重要要素价格处于管制当中，在行业进入方面存在资本的身份歧视。尤其是要警惕的，一些特殊利益团体，往往会把龙种变跳蚤，把“国际惯例”变成“自己的国际惯例”。一些受损公共利益和国民基本福利的行为，往往以“市场化”和“国际惯例”之名推行。而真正需要推动的，又以“国情”之由拖延。
　　按照经济学所言，政治与经济存在着“一臂之距”(arm distance)，政府与市场不能盘根错节，而是各有分野，但对于建设公共福利，包括教育、医疗和养老等基础福利，却又伸手可及，政府无可卸责。修法与变法，都应围绕这一主轴。
　　兴衰有道，从“国情折扣”到“制度红利”，这是国家内部自我认同的关键所系，也是大国善治的长久之策。